日本税改,突破口难找

来源:东方新报 作者:本报特约评论员梅岩 时间:2017-12-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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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应对美国减税的外溢效应,日本近期也推出一系列减税政策。给员工加薪、加强员工培训的企业的法人税将最低降至20%,在物联网、人工智能等方面增加投入的企业还将获额外的减税优惠。此外,为提高中小企业的生产效率,日本还将“减轻固定资产税的纳税负担”,计划将引进机械等设备的固定资产税从0.7%下调至零。减税的同时,日本也拟定一项增加个人所得税的政策,针对的是年收入超过850万日元的工薪族,包括公务员在内的200万至250万工薪阶层中将成为增税对象,合计将增收900亿日元。

通过此次减税,日本可以鼓励企业向新兴产业增加投资,还能进一步提升员工收入以刺激消费,针对中小企业设备投资的减税将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。这些都能让日本经济增长得到提振,同时,还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。然而,税收收入占日本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,要维持财政收支平衡,改善债务过高的状况,日本又必须增加税收,因此,安倍第二次上台以来,接连推出提升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政策。

税制改革是财政改革的一部分,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着力推动财政改革,这一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在改善政府收支和债务状况的同时,以税收为杠杆调节经济,促进新产业发展,刺激国内消费。

与欧美各国比,日本财政收支结构有两个突出问题,一是债务收支在财政收支中占比过高(30%左右);二是社会福利支出很高,这部分支出无法削减,又因老龄化、少子化问题日益严峻而不断增加。由于存在这样的问题,日本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债,为改善债务状况,又不得不通过增税来增加财政收入。

受其财政结构影响,日本很难进行力度较大的全面减税,只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减税。一般情况下,日本的减税都是为了鼓励企业投资和刺激消费而推出的,减税项目也都集中在法人税方面,增税项目一般都选择消费税和所得税这样的收益稳定的税种。

表面上看,这样的税制改革,一方面能刺激经济增长,另一方面还能增加税收,可消费税和所得税增加后会影响国内消费,消费低迷又会拖累经济增长,法人税降低、消费税增加的政策还会因有“偏向企业”的倾向而引起民众不满,最终使得税改本身也是阻力重重。

从世界范围看,税制改革浪潮始于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政府。里根深受供给学派影响,他摒弃了罗斯福新政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(即政府干预),推出大规模减税政策,使美国经济摆脱了长期低迷,走向繁荣,撒切尔夫人除力推减税外,还大力推动英国企业的私有化。经过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改革,美国和英国形成了市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模式,也就是“盎格鲁-萨克逊模式”,或称“新美利坚模式”,这一模式下,企业的活力被完全激发,通过资金、人才的自由流动,资源可以迅速集中到新兴产业中,美国计算机产业和信息产业在1990年代以后获得高速发展也是得益于这一模式。

日本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间经济高速发展,一度经济总量高居世界第二,汽车、机械、电子工业等领域的技术水平甚至超过了美国。日本获得这样的经济成就,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的是政府主导,政府、企业、非市场组织间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,这种模式与德国发展模式类似,因此被称为“东京-莱茵模式”。“东京-莱茵模式”适于有强有力的精英官僚组织和一定产业基础的国家,在经济追赶期,这种模式可以有效的避免“过度竞争”造成的资源浪费,从而加快经济追赶速度,然而,在鼓励创新方面,这一模式与“新美利坚模式”相比就要逊色很多,这也是美国在1990年代后再次拉大了对日本、德国经济优势的原因所在。

经济泡沫破裂后,日本经济一度“掉队”,而德国在施罗德任总理时大力推进改革,打造出了全新的“莱茵模式”。施罗德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工会对企业运营的影响,放宽对中小企业辞退员工的限制,通过这样的改革,德国的企业获得了更宽松的经营环境,人才流动也被激活,市场调节能力增强。在改革的推动下,德国补强了计算机、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领域的短板,制造业水平获得了极大提升,政府财政状况也得以改善,近年来还出现了收支黑字。

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讨论行政改革和财政改革问题,到1990年代,桥本龙太郎内阁实行了中央省厅改革,使行政改革走出决定性一步,而包括税制改革在内的财政改革却迟迟难以推动。究其原因,主要还是在财政改革的目标上难以达成共识,如果要实现经济结构转型,日本就必须对财政体制、税收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,但这样的改革又会受到财政收支、社会舆论等多方面的影响,决策层瞻前顾后不敢全力推进改革,久而久之,债务问题越积越深,日本经济也一再失去发展机遇。

这次减税的同时又推出增速政策,还是没能逃出日本过去财政改革的老套路,而这样的做法也还是难以让日本经济摆脱低迷。要从根本上改善政府收支和债务状况,日本必须推动经济重回增长轨道,而要实现这一目标,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让企业恢复活力,同时,提升市场调节能力,修正资源错配并让企业能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机遇。

为达成这样的目标,日本政府应改变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对企业的“保姆心态”,推动经济增长模式向更富竞争力的方向转型,只有这样,日本的税制改革和经济改革才能找到突破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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